【特别推荐】陈思广 金洋洋| 战时“边城”的诗意自居与民间守望 ——论昆明体验与汪曾祺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

（本文刊于《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本文作者：陈思广 金洋洋）

摘要：汪曾祺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与其昆明体验息息相关。昆明的旧城市风度生成了汪曾祺小说“慢节奏、淡情节、重氛围”的叙事风貌；对昆明草木的反复书写使其小说语言富于抒情，促成了汪曾祺“平凡但尊贵”的生命理念的成形；昆明人散漫悠闲的性格被汪曾祺刻入小说人物之灵魂，彰显其“闲适自然，豁达乐观”的人格理想；昆明淳朴民风的感染与汪曾祺的平民生活体验，使其小说流露出温柔敦厚的民间书写情调。正是1940年代的昆明体验与昆明书写为汪曾祺打下了良好的思想根基与艺术基础，使得1980年代以来“复出”的汪曾祺在小说的叙事手法、意象选择、人物底色、审美视点和情感上承续了他1940年代昆明小说创作的流脉，也使得他的小说别出心裁、大放光彩。

关键词：汪曾祺；昆明体验；1940年代；小说创作

      1980年代初，汪曾祺凭借《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回忆小说轰动文坛，其疏离时政的小说题材、清新飘逸的语言风格、冲淡平和的叙事姿态，不仅冲破了几十年来习见的文学陈规，还异质于当时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创作主潮的时代风貌，令人称奇不已。熟知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人都说，那个久违的汪曾祺回来了。的确，汪曾祺的小说显得别有“异质”，但这种“异质”的魅力从何而来？又是什么酝酿了汪曾祺小说的“横空出世”呢？我们认为，这与他早年在文学的起锚地昆明所积攒的生命体验与书写经验密切相关。1939—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度过了他一生难以磨灭的七年，昆明体验亦成为汪曾祺创作道路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因此，要理解汪曾祺的小说艺术，还得从他1940年代的昆明体验说起。

（1946年   汪曾祺）

一、昆明体验与汪曾祺1940年代小说中的昆明书写

       长期以来，昆明都是一座民风淳朴、保守落后的“边城”。抗战的机遇打破了地域限制，使昆明一跃成为与重庆、桂林等并举的大后方文化名城，并被外省人视为“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繁花簇拥的田园风光、古朴如北平的建筑风貌、自由疏放的城市性格和悠闲缓慢的生活方式，打动了无数战时南迁文人的心灵。求学西南联大的汪曾祺亦开始了他的昆明体验，并在这闲适情境中开始了文学创作，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小说风貌。

（一）战时昆明的旧城市风度与慢节奏、淡情节、重氛围的艺术手法

       抗战时期，“边城”昆明远离战场，紧张的时代语境未能完全统摄这座“城市山林”的气候，使它在烽火硝烟的年代仍保留古朴自然的生存景观与缓慢的生活节奏，焕发着中国静穆平和的旧城市风度。在昆明，汪曾祺醉心于城市风光，常骑马到黑龙潭，坐船游大观楼，漫步于翠湖畔；或“泡”在茶馆中读书写字，养其浩然正气；或坐在廊檐下胡思乱想，躺在草地上仰天看云。置身于静美的风景中，感染着这座城市悠闲的生活节奏，心态自然舒缓，气度格外从容，因此汪曾祺在创作昆明题材的小说时情不自禁地穿插“闲笔”，放慢叙事节奏，情节显得平淡而少冲突。而作为一个异乡人，以其对异域风物新奇、敏感的眼光进行创作，汪曾祺往往以类似“地方志”的形式、潜在的“游客”视角，将昆明的风物人情及“我”的日常生活在小说中细腻铺展，并将个人的情思意绪寄于其中，运化为小说浓厚的氛围加以呈现。例如，《老鲁》的开篇是对黄土坡自然环境及教员在旷野中采薇、喝茶的生活描写，随后主角老鲁才缓缓登场，就连作者自己也意识到：“阿呀，题目是‘老鲁’，我一开头就哩哩拉拉带上了这么些闲话做甚么？”比起讲述老鲁充满波折的人生经历，小说更着力铺写他摘菜挑水的平淡日常，以及他与“我们”相处时的神采奕奕，营造出旧日黄土坡温馨且充满野趣的生活氛息，传递出怡然自乐的生命情致。在《艺术家》中，小说开篇描写“我”在白马庙附近散步赏花，再走进茶馆喝茶的情形，后才引出哑巴艺术家的出场。开篇无关宏旨的环境铺垫也引得作者感叹：“这一段都不太相干，是我在心里刷落了好多次，而姑息的准许自己又检了起来，趁笔而书的塞在这里的废话。”在讲述哑巴艺术家的往事与其画作时，小说也穿插着朦胧淡远的田间晚景、晶莹剔透的小楼晨景描写，使得“艺术家”的生命气息与“我”的情思一齐在这凄美的氛围中荡漾。《卦摊——阙下杂记之一》开篇描写昆明卦摊的行业状况，之后才引出最主要的人物“云大的老头子”的出场。该篇的场景描写几乎代替情节成为小说结构重心，翠湖边静默端坐的拆字老头，夜市灯光下心地平和的测字先生，茶馆旁摆摊自娱的云大老头，无不浸润在昆明自由疏放的文化氛围里。

       汪曾祺在他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中擅用慢节奏、淡情节、重氛围的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小说叙事风貌。他以闲散细腻的笔致，抒写昆明日常生活的情致，将民间小人物的生活环境与人性人情融为一体，连成一串旧城历史与性格的剪影。由此观之，汪曾祺小说叙事风格的成形，正是昆明的旧城市风度与汪曾祺的悠闲生活体验潜移默化的结果。多年以后，汪曾祺仍强调：“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不要着急”，要有“内在的节奏”，“唯悠闲才能精细”，“气氛”即为“人物”。也正因此，当我们以汪曾祺前期的昆明小说作为参照，重新回味他的《受戒》《大淖记事》时，总不免对其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从容淡定、诗情画意的叙事风貌，发出“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叹。

（二）草木意象的典型书写与平凡但尊贵的生命理念

       昆明素以草木繁盛名扬天下，若问昆明对汪曾祺来说究竟有些什么，其回答正是“一草一木”。昆明草木作为汪曾祺感悟生命、激活诗思的载体，频繁地在其昆明小说中出现：如在《葡萄上的轻粉》中，汪曾祺从一株渺小安静的垂茎结子草花身上，悟出它自我完成、孕育生命、勇于担当的独立精神：“你钦佩它，钦它的精雅，它的高贵，它那么安静的等待，它自己成熟它二月初便开花了”，“钦佩它们的风里的轻松，在它们雨下的负重以后”。又如《前天》记叙了“我”在昆明冬天发现的一朵菜花：“我们看见一饼圆圆的冰，冰里开了一枝菜花，开得很好，黄黄的，楚楚可怜。”“菜花”在小说中即象征微小生命艰难却坚守的可贵品性，它引发“我”的惆怅，使“我”自顾自怜。还如《匹夫》中写到：“这学校的草比甚么都多，青赭黄绿宣传着更递的季节”，“顽固得毫不在情理的巴根草，流浪天涯的王孙草，以不同的姓名籍贯在这里现形。”小说主人公“荀”起初对这些平凡且不符主观审美的野草很嫌弃，但他随后感到非常惭愧。汪曾祺正是通过这些草木反思到：再卑微的生命都有它自在的生存方式与存在意义。

       昆明草木的反复书写使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明丽清新，也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抒情容量；而草木作为小说的典型意象，更被赋予平凡美好的人格特征，与其小说人物的精神气质保持一致。在昆明，汪曾祺从草木身上悟到了“方寸之木高于城楼”的生命境界，昆明小说中的草木书写亦作为汪曾祺观物方式、人生价值观的缩影，促成其“平凡但尊贵”的生命理念的成形。这份成于昆明的草木情结，使汪曾祺一生都不断地在其小说世界里装点起一座平易近人、无论贵贱的“小花园”，从他后来小说集的命名如《晚饭花集》《茱萸集》再到他后来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草木描写，无一不昭示着汪曾祺在昆明时代就已萌芽的生命意识，在1980年代开出了迷人的风景。

（三）散漫悠闲的地域性格与精神自居式的人物底色

       昆明温和的气候、秀丽的山水培养出当地人散漫悠闲的性格特征。这里花卉遍地，瓜果满园，“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气同化了。”汪曾祺也洞悉到昆明人的这一性格特征，并将之刻入小说人物之灵魂，作为理想人格予以静态诗意地呈现。如《唤车》写到一位车夫在下午闲着车，“很有兴味的欣赏对面笔店里的那个老头子”修弄毛笔，他“慢慢走到巷口”的家附近，将孩子抱到车上，看他“在车上玩得十分快活。笑得令大人不解”。《卦摊——阙下杂记之一》写到一位开茶馆的老头吃东西时“嚅嚅地嚼动”，“他们的嘴，一样是那么柔软，那么休息着——那么天真”；而摆摊的老头“总是坐着，晒着太阳”，太阳“缓缓的流过他的全身，周而复始；时间在进行”。《老鲁》则写到一群颇有“老庄气味”的校警，他们平时坐在长凳上晒太阳、躺在软草中看云，“日子过得极其从容”。汪曾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发现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和“常绿的童心”，欣赏他们的淳朴心性，捕捉到他们无意间划过的无关职业、无关功利、只关乎美的生命痕迹。而在昆明生活中，汪曾祺也感染了本地人的气质，因此他昆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也别具一番闲适自然：“我”在雨中策马到市郊湖畔看“水面飘浮的白色苹花”，心中有“一种陶醉，一种庄严”感（《序雨》）；“我”常在玉兰花下看书，“偶然一抬头，绿叶缝隙间一朵白云正施施流过，闲静无比”（《绿猫》）；“我”虽清贫，却仍觉日子“好玩”，上午采薇，下午喝茶，“看远山近草，看行人车马，看一阵风卷起大股黄土，映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真是）欲流下来的天空”（《老鲁》）。

       在昆明，汪曾祺从地域性中发掘出人格的理想性，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找到了知识分子在乱世里的坚守与乐观的生活态度。在他笔下，无论是昆明的贩夫走卒，还是自传抒情主人公“我”，都与缓慢流动的时光、静谧自然的风光融为一体，勾勒出浑整隽永的诗境。这一“闲适自然，豁达乐观”的审美倾向与人生观念，既是汪曾祺的理想追求，又是他在昆明生活的真实兑现。与其说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毋宁说这正是汪曾祺对他苦乐交织的昆明生活的自觉参透。自此，“闲适自然，豁达乐观”的精神便深深融入汪曾祺的人格中，成为其后来小说的人物底色，从《受戒》中嬉闹并互许终生于芦花荡的明海与小英子，到《大淖记事》中肩负重担却仍飘摇过街的巧云，再到《钓鱼的医生》中淡泊名利，留得“一庭春雨，满架秋风”的王淡人身上，我们无不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生动演绎。

（1948年 与夫人施松卿）

（四）淳朴民风、平民体验与温柔敦厚的民间书写情调

       云南是一个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边地，这样的历史文化培养出当地人淳朴好客的品性。他们颇有“古人的遗风”，待人热情善良，深深地感染了南迁文人。汪曾祺曾说：“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我们对云南、对昆明也很有感情。”出于对读书人的怜惜，昆明很多房东愿将闲房租给穷学生住，不计较房租。出于同是异乡客的情绪，开茶馆的绍兴老板也对联大学生“异常亲热”，常欣然借钱给他们。“复员”时期，汪曾祺对昆明很是留恋，称“让我再去住个几年，也仍然是愿意的”，可见汪曾祺对昆明民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认同。其实，昆明并非尽善尽美，不同文人对这一城市的体验也不尽相同。但基于对昆明的深厚情感，汪曾祺在小说中表现出淡化都市弊病、突出民间和谐温馨一面的艺术倾向：尽管昆明也有繁华摩登的面孔，有代表上层城市文化的人群，但汪曾祺却多将昆明小说的背景置于古朴僻静的巷弄（《职业》），或清新自然的城郊（《艺术家》），聚焦于都市民间的底层民众身上；即便城中有狡猾机警的车夫，但他更愿描绘淳朴尚存的（《前天》）或是爱护妻儿的那一位（《唤车》）；即便对一位断腿膝行人年少的恶劣行径有所点染，但他仍同情这位恶人的孤单处境（《膝行的人》）。

       此外，在昆明，汪曾祺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现实生活上都是归属民间的。在联大期间，课余时光的充裕使汪曾祺融入民间，他每天不是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就是到翠湖去“穷遛”，或是“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长年泡茶馆的经历使他接触社会，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七年来，他“说得一口地道本地话，清清楚楚为从外县四乡来的人指路，小巷僻坡，莫不了如指掌”，和本地人一样喝酒、听戏、害病、种花。可见，在昆明的汪曾祺非突入民间的采风者，而是整个身心都融入昆明民间并作为社会底层的一员。因此，在他的昆明小说中，常有自传色彩的“我”出现：随着战事扩张、经济萧条，“我”和扬州餐馆老板都面临生活的窘迫，“我”亲眼看他从风度翩翩沦为任现实宰割的唯诺模样（《落魄》）；“我”遇到一位形状褴褛的流浪汉，尽管他遭人嫌弃，但仍挣扎地摆脱愁苦卑贱之感，倔强地要同“我”一样在茶馆里喝茶（《磨灭》）；热爱艺术的“我”为一位乡下哑巴痴迷于画茶花的行为感动，也为他不被乡人理解、转瞬即逝的生命而悄然落泪（《艺术家》）。小说中的“我”始终与民间底层人物有空间与情感上的紧密联系，“我”容许他们不理想的存在，尊重他们的追求，品尝过他们生命中的酸甜苦辣，有着和他们相似的人生遭际。汪曾祺书写他们的同时，也正照见自己，从他们身上获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共鸣。这种平民体验与平民心态使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是被平视的而非俯视的，是有生活质感的而非脱离环境的理念化人物。

        正是受云南人温和性情的影响，出于对昆明民间的深厚情感，以及在经历了落拓的生活后，汪曾祺在他早期小说中就有意识地关注底层人物，维护并突出民间社会朴旧的一面，主要以亲近、欣赏、悲悯的情感而非激越、鄙薄、批判的笔触，去书写小人物为宏大时代所淹没掉的各自人生况味，流露出作者温柔敦厚的民间书写情调。我们后来在汪曾祺小说中读到的那种“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的“下民关怀”，就受益于昆明时期平民生活的切身体验。

二、昆明体验与昆明小说的影响意义

      昆明体验之于汪曾祺的重要意义，在于将他形塑为一个既“通俗”又“抒情”的诗人，一位“大俗大雅”的小说家。在昆明，汪曾祺从自然风光中找到了“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在平民生活中感染了当地人“新鲜活泼”的性格气质，在“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后，深知“凡庸，卑微”的难以超克，却仍相信更好的东西——“诗”的存在。而在对昆明的书写中，汪曾祺开启了他的小说文体实验，涵养了他富有诗意的心灵空间，生成了他的平民意识，形成了他雅俗共融的艺术基调，为其后来的小说创作作了充分的思想与艺术准备。从1980年代开始“复出”的汪曾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激活了他1940年代的昆明体验与昆明小说书写经验来进行创作的。

      其一，在叙事手法上，汪曾祺庚续了他在昆明时期自由散漫的叙事风度，承续了其昆明小说中“慢节奏、淡情节、重氛围”的艺术手法。1940年代，汪曾祺惯于在其昆明小说中铺陈“闲话”，叙说其“遇到什么都抚摸一下，随时会留连片刻”的悠闲生活情状。而在1980年代，汪曾祺正是回归了这一叙事风度，在小说中自由散漫地说“闲话”，“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于是我们看到：在《受戒》中，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偏离“受戒”这一情节展开的“闲话”，在对荸荠庵一带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做足铺垫后，明海“受戒”并与小英子定情芦花荡的情节才于小说结尾缓缓托出；在《大淖记事》中，小说开篇是大淖风物描写，主人公巧云直至第4节方才登场，其与小锡匠的爱情故事则在大淖一带不受礼法规约、自由活泼的民间氛围中微微显露；在《陈四》中，小说开篇铺叙“迎神赛会”的热闹场面，直至篇末才引出高跷演员陈四的登场，其赴乡下演出、受辱、生病的辛酸经历，则在这一民间节日的喜乐氛围下用淡淡几笔讲述。“闲话”于小说开篇的插入延缓了叙事节奏、冲淡了故事情节、营造出浓厚的生活氛围，并形成了一种“风物人情描写—主角缓缓登场—篇末方显情节”的独特叙事结构，更传递出汪曾祺“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的文学变革观念。而这一“新奇”的叙事风貌，其实早在汪曾祺的昆明小说中就雏形初具，可谓是对其昆明书写经验的发扬光大。

      其二，在意象选择上，汪曾祺仍惯以草木意象喻人抒情，寄托其价值追求。在1940年代，草木就已成为汪曾祺昆明小说中最为典型的意象被反复书写。在1980年代，草木意象仍承载着重要的抒情功能，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频频出现。《大淖记事》开篇就有一段沙洲草木的描写，写到蒌蒿时，汪曾祺特地为之作注：“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加肉炒食极清香。”不过是平平无奇的野草，作者仍赋予它们审美价值，并以之作为大淖人民鲜活自在的生命象征。在《毋忘我》中，徐立喜欢到野地里采一丛名曰“毋忘我”的蓝色小花，放在恋人的骨灰盒旁遥寄思念。而这一意象使用的灵感来源，正是汪曾祺在昆明跑警报时，于坟冢间发现的“勿忘侬”：“这种花的颜色跟坟容易联想到一起去，我们越觉得坟的寂寞跟花的寂寞了，在记忆里于是也总分不开”，“花实在太小……枝子则顽韧异常，满身老气，又是那么晦绿色毛茸茸的卑贱小叶子，——主要还是花常稀疏零落”。遗落在昆明记忆中的卑微蓝色小花，四十年后又被汪曾祺在小说中重新拾起，赋予它孤单落寞、美好易逝的情感内涵。在《晚饭花》中，小说开篇即为晚饭花作传，更描写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晚饭花生长的姿态正象征主人公王玉英年轻却被压抑的生命。汪曾祺曾说过，晚饭花“是一种很低贱的花”，“这种花公园里不种，画家不画，诗人不题咏”，但他却在小说中对它青眼有加，更以之命名自己的小说集《晚饭花集》。蒌蒿、毋忘我、晚饭花皆非名品，汪曾祺却发现了它们虽平凡但尊贵之处，在小说中给予同等的怜爱。这种由草木意象传达出的尊重平凡的生命意识，肇始于汪曾祺的昆明时期，更被延续到其1980年代的小说中。

（1947年）

      其三，在人物底色上，汪曾祺仍以“闲适”作为小说人物的精神气质加以塑造。从汪曾祺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人物身上，我们仍能看出其昆明小说的艺术烙印。他1980年代小说中的俗世俗人普遍拥有一种与昆明小说人物相通的“勤靡余暇、心有常闲、适性自然、豁达乐观”的精神气度。如在《异禀》中，保全堂的陈相公整天都在做着枯燥的药房工作，但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傍晚停下劳作站在晒台上漫无目的地闲看，并从中获得古人所说的“心旷神怡”。在《皮凤三楦房子》中，修鞋的手艺人高大头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锉鞋粘胶，“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面对逆境，他也从无抱怨，在狭小的房檐口上挂着悬崖菊，“在菊花影中运锉补鞋，自得其乐”。在《收字纸的老人》中，独居文昌阁的老白在收完字纸归家后，便“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无论是汪曾祺1940年代小说中悠闲晒太阳的昆明人，还是1980年代小说中的“心有常闲”的高邮小人物，他们虽未偏离世俗生活，谋生行当，但普遍拥有同一精神指向：能于枯燥的日子中活出自在的乐趣，能于繁复的劳作后暂时抽离自己，达到精神的放空。可见，“闲适”作为一种共通的精神气度，被汪曾祺从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中“移植”到1980年代的小说里。

      其四，在审美视点与情感上，汪曾祺坚持他成于昆明时期的平民意识，始终以平凡小人物为审美视点，并以温柔敦厚的情感，关怀他们活泛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早在昆明时期，汪曾祺就以温情的笔墨，抒写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忽视的小人物的生活。有此渊源，汪曾祺后来的审美倾向也朝此发展。在1980年代，汪曾祺借小说中的“我”的口吻，重申了他的平民写作观，可视为对他昆明经验的“回音”：“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

（1990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在对小人物的审美视点和情感观照上，有的甚至在细节的设置上，都与其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趋同。例如，在《大淖记事》里，作者就以欣赏的眼光，记叙了一群蹲在茅草房前吃饭的挑夫，细致描述他们的吃食与动作，并赞叹：“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这种对底层工人生活习性的关怀，对他们“吃的乐趣”的发现，早在昆明小说《老鲁》中就有所涉及。又如汪曾祺在《卖蚯蚓的人》中描写一位北京老人慢慢地蹬着三轮车，喊出悠扬的叫卖声。虽然他被两位学者斥为“低级价值”的“历史的遗留物”，但“我”据理力争，肯定他是“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对底层劳动者谋生方式的尊重，对他们叫卖声的审美专注，在其昆明小说《职业》里写巷口叫卖西洋糕的老人孩子时就有所体现。再如在《捡烂纸的老头》中，汪曾祺描写了一位以捡烂纸为生的老头：他虽生活贫苦，却每天要在平民馆子吃饭，虽被周遭的世界排斥，但仍以自言自语的方式挽尊，作为对这个冷漠世界的温柔和解。这一人物形象与其早年昆明小说《磨灭》中那位被茶馆周围人嫌弃的流浪汉如出一辙，而两篇小说流露的悲悯情怀更是一以贯之。汪曾祺用他成于昆明的平民意识，既可召唤出昆明平民的生命体验，也可召唤出高邮、北京平民的生命体验，并与他笔下的无数小人物，拉得近距离，通得了悲欢，道出他们的快乐困苦、生命韧性与为人尊严。可见，汪曾祺的“平民意识”与“温柔敦厚”的民间书写情调，被他从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里融入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

      汪曾祺凭借他的昆明体验与昆明书写，助推他1980年代小说的脱颖而出：让小说的艺术从中规中矩变得灵活自由，让小说的内容从“宏大叙事”与“英雄主题”回归日常平凡，赋予世俗的日常生活以闲适乐趣，赋予平凡的小人物以温情诗意，这种奇崛形式与世俗取材、平凡人物与诗情观照的互嵌结构奠定了汪曾祺“雅俗共融”的独特小说风貌。

      诚然，细究起来，汪曾祺1980年代以来小说里的高邮故事、北京故事多于昆明故事，但是，“多个地方经验的圈层结构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存在叠加、对话、整合、会通的关系”。昆明体验与昆明书写这一“地方”经验促生了汪曾祺小说创作风格的根基与萌芽。透过汪曾祺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这一具体生动的文学实践，我们更能看清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紧密联系，汪曾祺正是将他1940年代积攒于昆明的生命体验、文学经验延展到1980年代。换言之，汪曾祺的小说风格早在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中就基本成型，这意味着作为小说家的汪曾祺，不仅“晚成”，更是“早熟”。因此，我们说正是1940年代的昆明体验与昆明书写为汪曾祺打下了良好的思想根基与艺术基础，使得1980年代以来“复出”的汪曾祺在小说的叙事手法、意象选择、人物气质、审美视点和情感上承续了他1940年代昆明小说创作的流脉，也使得他的小说别出心裁、大放光彩。

结

语

      汪曾祺1940年代的昆明体验与昆明小说的书写经验，是我们理解他的精神世界构成和小说风格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方”路径。战时昆明的旧城市风度与地域风物人情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意趣与精神气质，使其昆明小说呈现出诗化的风格与贴近民间的品格，成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渊源与精神根基。战时昆明体验成就了一个“早熟”的小说家汪曾祺，也意味着他1980年代的惊艳文坛，绝非偶然。正如汪曾祺所言：“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1940年代的昆明虽永远地成为汪曾祺回不去的“第二故乡”，但成于战时“边城”的诗意自居之“雅”与民间守望之“俗”，仍作为汪曾祺重要的精神取向，其1940年代的昆明小说仍作为可供借鉴的艺术范式，在他后来的文学长河中时隐时现，辉映一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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